珠海机场：25日起不再查验出港旅客72小时核酸

更令人震惊地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开始被聘为法学院的教员。

因此，即使在最简单的情形—终生用益的创设—所有权也是徒有其名。可见，大陆法学者在此课题上只给予了微不足道的偶然关注，而普通法学者却在教学研究上对此给予了极大的且直接的重视。

{13}即使对我们自己而言，Estate的完美分割理论可能也是英国私法最独有的特点。不管这些权利波及多广，仍旧有一个确定的所有权人。covenants排斥双方都可能接受的依合同法原则解决纠纷的方式，甚至为了达到特定结果，可能采用如推定驱逐（constructive eviction）的特别推定。{8}有人说现代大陆法系的财产法仅仅是罗马成熟期、博洛尼亚爆发期、拿破仑鼎盛期的表现，这种说法很不确切。无论英格兰还是美国大部分法域都没有强制继承规则，{20} 因为英美人通过法定将来权益的创设或信托的使用比意大利所有权人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对土地的死手控制（dead hand control)。

意大利租赁并不像我们的这般复杂。允许所有权外多重利益的创设会把所有权拉得太远，超出极限。这是因为，通过类型化的人格权来保护人格法益，必然存在遗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会出现无法归入这些典型的人格权之中的新类型的人格法益需要法律去保护。

我们本来有一个难得的，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却因为缺乏深入的理论辨析，把别人带着枷锁的笨拙舞蹈，看作是值得我们仿效的高超步法。举例来说，不是向别人的窗户扔石头的行为，而是扔石头造成别人窗户的玻璃被打破，才是法律评价的对象。事实上，采用个案性质的司法导向的保护方法也未尝不可。一般人格权却不同，它虽然也是一个高位阶的法益，但由于它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发生冲突，所以必须通过法益衡量来积极确定侵害一般人格权的侵害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

如此下去，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更不用说会产生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如果说一般人格权属于一种权利，但是不具备绝对权的结构特征，如同债权一样，那么它就不适合第823条的框架，因此就没有必要把它纳入到这里所指的其他权利中去。

如果在讨论人格权立法的过程中，却去采取具有司法导向的问题处理方法，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五、作为人格法益保护的兜底条款的一般人格权：我们能够依托这个概念吗？ 即使赞同我在上文的分析，可能还是会有学者认为，采取立法导向为主的规范化的方法来实现人格性质的法益的保护（也就是规定一系列典型的人格权类型），与接纳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也不冲突。就此而言，体系性的意识，不仅是针对研究外国法上的概念而言，它也涉及有关的概念对于中国法所具有的价值的评价问题。不能说这种说法是错的，但它很容易被误解。

虽然中国学者，可以依葫芦画瓢，仿效德国理论，说一般人格权是框架性权利。[25]但需要注意的是，一般人格权概念对于人格性质的法益的保护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要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有必要剖析德国学者对一般人格权概念所给出的正当性论证。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的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

[42]斯福尔扎：《主观权利》，载于《法学百科全书》，第12卷（W．C．Sforzs，Diritto soggettvo，voce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vol．XII，p．685．）。不少中国学者正是基于这些论证，而把一般人格权看作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先进理论引进过来。

[39]用创造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权利概念的方法，去实现侵权行为法层面上的兜底条款功能，如果不是在德国的特殊语境下，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令人费解的。这样做存在很大的风险：不加反思地径直把外国法上的概念拿来作为中国法上的解释法律和理论论辩的工具，这很容易把有关的概念实体化，因而忽视一些前提性质的理论检讨工作。

[21]因为基于一般人格权，并不为其他主体设立消极不作为义务，同时某个特定的社会成员乙，对甲的一般人格权的侵害行为，在法官没有作出判断之前，它在法律上的性质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既可能被认为具有违法性，也可能被认为不具有违法性。[44] 笔者认为，如果上文的论述和分析有助于学界认真体会谢老这几句话的分量，那么此文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首先，中国民法理论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框架性权利概念。[42]而一般人格权的内涵根本不确定，人们无法据之来预见自己的行为在人格权法层面上的法律效果，所以一般人格权，根本无法调整权利人与非权利人之间的行为，人们也无法基于这个内涵不确定的所谓的权利来规划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勉为其难地让立法者事先进行这种划界，还不如让法官根据对个案的把握来灵活处理。理由很简单：即使德国民法通过一般人格权概念确立了各种人格性质的法益应该得到保护这一原则，充其量它只是解决了保护的路径（也就是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问题，但各种人格性质的法益如何得到保护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这样说，决不是暗示着某种相对主义的立场。此后也有学者就中国学者对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理解是否准确，表示了质疑。

[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3页以下。事实上，在没有形成强大的司法能动的传统，司法职业体系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官僚等级制色彩，大多数法官执着地追求以法律为准绳，作为自己的职业活动安全性的依托，等等诸如此类的前提下，让中国的法官在没有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则的时候，去灵活而积极地对人格性质的法益提供保护，这不是个妥当的选择。

对这种内涵的认识，是很难从概念表述中看出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术语只满足于进行概念性的认知，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这个概念。但正因为如此，比较法研究中，更多地需要一种面对实际问题的意识，而不是执着于概念、名称之类的理论工具。

因此，贸然引入所谓的框架性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解释清楚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利之间究竟有什么规范意义上的区别。所以，在德国民法的体系背景之下，一般人格权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内涵。应该说，中国民法理论主动接受、借鉴别国的概念、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欠缺自主性，但对来自别人的东西缺乏鉴别、选择的能力，不加反思地对来自外国法上的概念和范畴拿来就用，以至于自己的头脑成为他人的五花八门的概念和思想的跑马场，这才意味着没有自主性。[8] 由此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同样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的法益，为什么那些侵犯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行为，直接推定其具有违法性，而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行为的违法性，却要去积极地、个案地确认呢？德国民法理论上对此给出的回答是：诸如生命、身体、健康等，属于高位阶的法益，具有可以被感知的表现形式，并且这些法益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

所以，德国的这种法益保护模式，走的并不是大陆法系传统的规范化的路径，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个案判断的思路。这也是德国法学理论之严谨的一个典型例子。

[16]雷西略：《人格权》，载于《特雷卡尼法学百科全书》，第23卷（P．Rescigno，Personalita（diritti della），in，Enc．Giur Treccani，XXIII，Roma s．d．，p．11）。[32] 由此来说，划界的困难，并不构成拒绝采取立法导向的规范化处理思路的决定性理由。

[46]如果不存在需要解决的类似问题，那么即使某个概念能够很好地解决外国的某些问题，它对我们而言并不一定是个有用的（好的）概念。（V．Zeno—Zencovich，Personalita（diritti della），in Dig．disc．priv．，Sez．civ．，XIII，430ss．）。

[16]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民法理论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对其他人格法益的保护，要冠以权利的名称，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这个叫做权利的东西，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区分开来。[30] 但我们不能对德国理论上的这种说法过于当真{36}立遗嘱人可通过遗嘱将遗产留给他的孩子或兄弟姊妹，由他们持有并维护财产，死后财产归其孩子（或其他公共组织{37}）。（三）信托 梅特兰将信托称为英国人在司法领域最伟大最独特的贡献，{52}是和合同一样灵活而通用的制度。

罗马法复兴在法国的蔓延并未抹去法国在中世纪的法律区分。苏维埃社会主义不同于英国封建制，但是其财产法的概念结构却比苏维埃私法源起的欧洲传统更近似于英国法。

意大利租赁中，承租人不享有财产权，租赁可随时终止，而不必对未届期的出租人有任何形式或实质的返还，因此也无所谓放弃。{53} F·梅特兰：《衡平法》23（1936)。

反封建的号角尽管不像以前那么强有力，却仍有精神推动力。因为如果遭遇理论的强烈抵抗，实践目的的达成也必然迟缓。